为恶

这首诗是针砭官场奸邪的讽刺之作，将巧言谄媚、投机钻营的两类恶人并提，批判其苟且包藏的恶行，最终点明无论何种作恶方式，都终将走向覆灭的结局，传递出“恶有恶报”的价值判断，寄托了诗人对清明吏治的向往。

1. 明时巧言士：明时指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；巧言士指擅长花言巧语、阿谀逢迎的士人。
2. 乱世佞幸郎：乱世指动荡不安的时局；佞幸郎指靠谄媚君主、投机钻营获取恩宠的官员。
3. 佞幸惟苟且：惟意为仅、只；苟且指只顾眼前私利，不顾道义与长远后果，行事不择手段。
4. 巧言颇包藏：包藏指心怀叵测，将恶意与私欲隐藏不露。
5. 为恶虽不同，同归於覆亡：为恶指作恶的行径；同归於覆亡意为最终都难逃覆灭灭亡的下场。

太平盛世里的巧言谄媚之徒，
乱世中便沦为佞幸宠臣。
佞幸之辈只图眼前苟且偷安，
巧言之人总将祸心深深隐藏。
作恶的手段虽各有不同，
最终都逃不过覆亡的下场。

王禹偁是北宋初年诗文大家，为官刚直敢言，屡次因直言进谏被贬谪，其诗文多关注现实、针砭时弊，主张“文以传道”。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未明确记载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于太宗至真宗年间，是诗人目睹朝堂与地方官场中谄媚逢迎、投机钻营的不正之风后所作，借批判两类奸邪之人，抒发对正直吏治的推崇，同时警示世人恶行必遭报应的道理。

1. 结构严谨，逻辑清晰：诗歌先以对仗句分述两类奸邪之人，再分别阐释其恶行特点，最后总括其共同结局，从分述到总收，层层递进，将批判落点集中于“恶有恶报”的核心观点。
2. 对比与概括结合：前两句以“明时”与“乱世”、“巧言士”与“佞幸郎”形成鲜明对比，精准概括了不同时局下奸邪之人的表现；后两句则将两类恶行统一归结，强化了批判力度。
3. 语言平实犀利：全诗摒弃华丽辞藻，以浅近直白的语言直击奸邪本质，无晦涩典故却极具现实针对性，契合王禹偁“平易晓畅、简雅古淡”的诗文风格，体现了其“文以载道”的创作主张。
4. 格律合规：此诗为五言绝句，偶句押韵（郎、藏、亡，押ang韵），前两句对仗工整，符合近体诗格律要求，读来朗朗上口，增强了讽刺的传播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