秧马歌・并序

这首作品为苏轼为曾安止《禾谱》所作补遗之作，包含序文与七言短诗两部分：序文详细记录秧马的形制、功用与劳作优势，补全《禾谱》未载农具的缺憾；诗歌则以简练笔墨描摹春耕阴雨氛围、秧苗长势与农人劳作的辛劳，兼具农学史料价值与抒情性，传递出苏轼对农耕生产的体察与对农人的关怀。

此作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当时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，途经庐陵结识致仕在家的曾安止。曾安止所著《禾谱》是宋代重要农书，但未收录农具内容，苏轼早年游历武昌时亲眼见过秧马减轻农务负担的优势，因此有感而发，作序补全《禾谱》缺憾，同时记录这一实用农具。此时苏轼刚经历乌台诗案，被贬黄州四年，对民生疾苦有深切体察，作品中暗含士大夫对下层农耕群体的关怀。

1. 纪实与抒情结合：序文以平实语言详细记录秧马形制功用，具备农学史料价值；诗歌以景起笔，用“春云濛濛雨凄凄”烘托春耕清苦氛围，再以“朝分一垅暮千畦”的夸张手法凸显劳作繁忙，“嗟我妇子”一句直接抒发对农人的同情，情感真挚自然。
2. 用典自然贴切：序中引用《史记》大禹乘橇泥行的典故，将秧马与上古治水农具关联，既提升了农具的文化意蕴，也体现苏轼博学的特点，将实用记录与历史典故结合，丰富了作品内涵。
3. 民本情怀的体现：作品通过对比弯腰劳作的农夫与骑秧马的农人，描摹农人“朝分一垅暮千畦”的辛劳，未停留在单纯记录农具的层面，传递出对农耕群体的关注，契合苏轼一贯的民本思想。
4. 语言质朴自然：整体语言无刻意雕琢，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，既符合农书补遗的实用需求，也让抒情更为真切动人，作为歌行体作品，格律自由舒展，贴合农事题材的平实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