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期生?并引?

本诗以《史记》中安期生的记载为核心，打破世俗将安期生神化为仙者的认知，借安期生、鲁仲连等经世策士的典故，批判了避世苦修的求仙虚妄，提出“经世士出世方为真得道”的观点，抒发了苏轼对入世济世与超脱出世的独特思考，兼具说理与抒情的特质。

世人都以为安期生是得道仙人，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：蒯通与齐地的安期生交好，安期生曾向项羽进献谋略，却未被项羽采纳；项羽想要封赏他与蒯通二人，两人终究不肯接受，便逃离离去。我每次读到这段记载，总会放下书卷叹息：唉，若不算安期生这样的人，还有谁能称得上得道成仙者？想来战国时的鲁仲连、虞卿，也都是得道之人吧？

安期生本就是经世的策士，平素与蒯通往来密切。他曾游说项羽，却没能得到刘邦的赏识。他本该像鲁仲连那样，意气风发、言辞如虹，展露经世才华。可他难以忍受刘邦踞床洗脚的轻慢，反倒宁可向项羽这样的扛鼎英雄行礼。两次游说都未能如愿，安期生便飘然远去，追随先贤的遗风。

由此才明白，经世济民的士人，在超脱出世之时，或许也能乘龙登仙。又怎能与那些隐居山林的瘦瘠隐士相比，忍饥挨饿只以柏叶松籽为食？就算他们侥幸不死，也只配做人家的仆僮罢了。汉武帝这位茂陵秋风客，即便后世望他祭祀，也不过像蚂蚁蜜蜂般渺小可笑，终究逃不过生死的宿命。

这首诗是苏轼阅读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中关于安期生与蒯通的记载后所作，具体创作年份未详。苏轼一生始终在入世济世与超脱出世之间徘徊：早年有志于经邦济世，仕途屡遭贬谪挫折后，既不满于世俗的追名逐利，又反对一味逃避现实的求仙问道。诗中打破了世俗将安期生神化为仙的固化认知，提出真正的得道在于功成身退的经世情怀，而非避世苦修的虚妄之举，实则寄托了苏轼自身对人生价值的思考。

1. 结构严谨，引诗呼应：开篇以“并引”点明创作缘起与核心疑问，诗歌正文围绕引中的观点展开论述，引与诗相互补充，形成完整的论证逻辑。
2. 用典丰富，对比鲜明：全诗多处引用《史记》中的历史典故，如刘邦踞床洗足、项羽扛鼎、鲁仲连辞爵、汉武帝求仙等，将安期生与鲁仲连、山泽隐士、汉武帝形成多组对比，既丰富了内容，又强化了批判求仙虚妄、推崇经世得道的核心观点。
3. 以议入诗，情理兼具：苏轼以议论入诗，打破了传统诗歌以抒情写景为主的范式，但并未流于枯燥的说理，而是通过生动的形象（如“踞床洗”“扛鼎雄”“蚁蜂”）增强感染力，将说理与抒情融为一体，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。
4. 风格旷达，语言明快：作为七言古诗，全诗句式错落，节奏明快，符合苏轼“以文为诗”的创作特点，议论纵横，气势充沛，既体现了苏轼深厚的史学功底，又流露了其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。